然而，中国本地蒙古马的驮力只有75公斤！来自口北的蒙古马是中国最主要的马源地，蒙古马的高度平均只有12掌到13掌（120-130厘米）左右，比莱茵马足足矮了50厘米，当然承受不了欧洲的火炮。故清末以来军事现代化的奋斗史，成为一部骡马的血泪史。
东北军骑兵名将马占山将军检阅部队。马将军身材瘦小，推算起来，图中骑兵乘用的蒙古马大约只有13掌左右高度
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例，火炮是非德国克虏伯不用的，新建陆军的骡马倒毙量因此让人触目惊心。清制官马每年可以报销的耗损定额是“每百匹准倒十匹”，新建陆军的骡马倒毙量翻了三倍。
“駉駉牡马，在垌之野”，中国历史上是有好马的，但马种发展在清朝进入黑暗年代。满清禁止汉人养马，只有官员与武生兵勇可养马，民间少见马匹。摧毁民间养马业之时，清朝官办马政又是出了名的腐败。八旗虽然以骑射取天下，但是到了咸同年间，不但旗兵不会骑射，连马都不成模样了。清代牧马的中心在察哈尔，据《清史稿》记载，在咸丰年间，骑兵名将僧格林沁调取察哈尔战马六百匹，居然“不堪乘用”。
马种是会变化的，好马不配种、驽马不阉割、马群放着不管而听任近亲蕃育，马种自然一落千丈。光绪年间福州将军穆图善练兵缺乏良马，于是把脑筋动到满清的“龙兴之地”，回到他的黑龙江老家找马。黑龙江不乏好马，科尔沁大草原上的呼伦贝尔马在穆图善的老祖宗“龙兴关外”之时，曾驮着身披铁甲的八旗骑兵横扫中原。三百年的牧政废弛之后，同样的科尔沁大草原，居然找不到堪骑之马。穆图善惊愕之余，喟然而叹：“地气其尽乎”！
科尔沁大草原没有好马，当然不是“地气”问题。清代政府马政废弛，又禁止民间自行育种，再加上蒙古产马区数百年没有战争剌激，才会在三百年后沦落到无马可用的地步。
无独有偶，在袁世凯练兵的年代，日本也深深困陷于本土马匹力量不足的问题。
他山之石――日本的马政计划
日本人将各种本土马统称为“在来马”。在来马的马种远比中国马为佳，因为日本人习惯以马耕田，人民熟悉马匹，有养马育马的风气。日人有名言，“农马即军马”，用于农耕的各种在来马体格粗壮、骨蹄坚韧、耐力持久、能耐粗饲，打仗时就是上好的军马。不过“农马即军马”只适用于内战，一旦遇到来自欧美的好马，日本人就傻眼了。
欧洲各国也有马耕的传统，而且欧洲征战千年，由圆桌武士打到龙骑兵，格外重视军马，所以马种改良灿然可观。用于骑乘的热血温血乘系马匀健、骏逸，用于驮载或挽曳的温血冷血挽系马厚重、粗壮，比日本在来马完全高出一个档次。当日本人见到欧美洋马时，武士道的好战劲头马上凉了半截。
明治时代的名兽医原口邑志，说明了洋马对国人的冲击。原口邑志指出，与洋马相比，在来马“骨骼不良，体躯矮小”，能力遥遥落后。原口兽医所熟悉的乘挽兼用在来马，平均体重90贯（337.5公斤），马高14掌左右。原口兽医见到的德国东普鲁士（今波兰）的乘挽兼用良种特雷克纳马，重量达到450公斤，马高将近18掌。看马第一眼看体高，一边是体高140厘米的土马，一边是体高180厘米的洋马，土洋两下一比，日本能不自惭形秽？
日造九四式山炮的驮运纵列，都是体高大约16掌的驮马
日俄战争进一步践踏了日本人对在来马的自信。俄军有马高16掌、高速耐走的顿河马，能让哥萨克骑兵尽情发挥威猛的机动力；有胸围180厘米、雄健粗壮的奥尔洛夫快步马，这种俄国人花了60年才育种成功的挽系名马，让炮兵能健步如飞。在日俄战争时，日本骑兵的在来马在崎岖地形步履蹒跚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俄国骑兵奔驰于山岭陡坡之间。日本炮兵更难堪，在一段急陡山路的追击战中，退却中的俄国炮兵只用了四匹马，就将整个火炮纵列轻松地拖出山口；同样的山路，日本炮兵前后用了八匹马，还要加上一堆士兵连推带拉，才能勉强通过。
在《马政第一次计划》实行的十年之后，日本人特雷克纳马育种出的体高达到16掌的马。这些在两三代配种之后育种成功的品种将成为国有种马，继续巡回乡下，全面开枝散叶。
就这样，日本人下了改良马种的狠心。1904年，日本政府展开”马政第一次计划”，大量引进西方的优秀牡马（公马）为种马，在种马场杂交一两代后分发下乡，与本土的在来牝马（母马）全面杂交。为了确保洋种能以最快速度全面开枝散叶，日本政府制定《去势法》，全面阉割本国土产各在来种的公马，迫使日本母马在高大威猛的西洋杂种之外别无它选，只能生出小杂种。
当时的日本养马户谈起马，乘马是盎格鲁阿拉伯马与匈牙利基德兰马，挽马是英国海克尼马，乘挽兼用则是盎格鲁诺曼马。一切以洋为贵，绝对妄自菲薄！
在全面改良马种之余，日本政府又将育马之风推广为全国运动，马术与赛马成为雅俗共赏的娱乐。图为大正年间的日本顶尖马术专家游佐幸平少将，他曾代表日本参加奥运马术比赛，也是养马名手，虽然他在奥运的成绩并不出色，但却成为当年日本全民热捧的偶像。
在极端的全面杂交下，纯种在来马迅速灭绝。日本马政局在1922年出版的《马政ノ现状》，总结了全面杂种化的宏大成效。在《马政第一次计划》刚开始的1906年，日本全国马匹有87.8%是本土在来马；到1919年，纯种在来马只剩37.6%，杂种马与洋马已经成为日本马匹的主力；在抗战年代，日本马匹就几乎清一色是杂种了。
全面杂种化的成果，就是日本马长高长壮了。在1918年，日本马的平均体高正式突破15掌大关，于是日军拥有了像样的乘马，这就是在抗战年代将士们津津乐道的战利品“东洋大洋马”。勿小看15掌的东洋大洋马，当时国人身高要比现在矮小许多，一位身高160厘米的骑兵要试骑东洋马，光是马背上的鞍子，可能就到他双眼的高度，如果没有在单杠上打车轮的力量，要骑上如此一匹大马，还真有点困难。
1929年裕仁天皇巡视特别大演习时的留影。与同时期的蒋介石阅兵照相比，两国马匹之悬殊一目了然。
骑兵得到合适的乘马之后，日本人继续培育适合驮炮拖炮的挽系重马。到了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，终于杂交出钏路种重挽马，日军的野战重炮总算能勉强动了起来。日本人还不满足，他们嫌全面杂种化的日本马品种杂乱，又嫌体高不到15掌的钏路种太小，与体高18掌的欧陆重挽马神兽佩尔什马相比，只能称作“小格重挽马”，所以日本发动马政第二次计划，要向他们的乘马输入纯血马等赛马的高贵血液，要让他们的挽马继续长高长壮。
1904年日俄战争至1937年抗战爆发，日本在马种改良上的急起直追，是长达30余年的漫长奋斗。马的配种改良，是长达十代的漫长杂交。马与人一样，一次怀孕原则只产一匹幼驹，而马的孕期长达11个月，幼驹的成熟至少又要两年，才能继续下一代的交配，其中还有岔路、有误区。
所以要改良马种，最需要的是时间。然而，时间恰恰是中国建军抗日的罩门。
国民政府的奋起直追
袁世凯一年要报销30%骡马时，清廷也注意到了骡马问题。日本开始马政计划之后，清廷在察哈尔两翼牧场设置模范马群，引进西方种马改良马种。只是，在群雄割据的北洋年代，中国的马种改良几乎是一片空白，模范马群也毁于战乱。直到“九・一”八的炮声震撼全国，马种改良才重新引起注意。
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，是亲手刷过、喂过日本马的，深知日本马政计划所造成的中日战力差距。但马种改良是靠时间磨出来的，清末以来30年之中，日本军马突破了15掌的体高，而中国军马还是12掌的蒙古马。要改良出适合中国军队需求的良马，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。但若要与日本一战，中国一定要繁育出自己的好马。
南京句容种马牧场筹备之经过
蒋介石只能从零做起，全力推动马种改良的大事业。1932年5月5日，即屈辱签订《淞沪停战协定》的同一天，军政部训令有关单位由种马起步，通力建设马政，迈出改良马种的第一步。台北“国史馆”的档案显示蒋介石对于马种改良非常热心，在他的亲自督促下，军政部火速建立句容种马牧场，以名贵的阿拉伯种马与蒙古马杂交，培育出新式的“阿蒙”乘马。
有了种马，一个庞大的马政改良计划迅速成型，蒋介石将眼光投向蒙古马的主要牧区察哈尔。1931年盛夏，蒋介石与当时控制察哈尔的西北军领袖宋哲元协商，设法接办察哈尔的明安、商都与两翼三个军牧场。蒋的雄心是非常明显的，察哈尔三牧场有数以千计的蒙古牝马，只要句容场培育出的第一、二代阿蒙种马初见成效，马上就可以派到察哈尔的苍茫草原上展显雄风，迅速进行大规模育种。但察哈尔是西北军的地盘，岂容中央染指，宋哲元联合当时坐镇北平的张学良，阻止中央接收察哈尔三牧场。
察哈尔之外，中国的主要产马区全在军阀割据之下。从新疆的伊犁马、青海的河曲马、内蒙古的蒙古马，到川滇各省的西南马各产马区，中央政府对此都是鞭长莫及。于是，蒋介石的马政大计当即搁浅了一半。
大规模配种难以实现，句容种马场却办得有声有色。在蒋介石的亲自关切下，句容场的阿拉伯种马都是有血统证书的名贵品种，场长崔步青直接到阿拉伯马的源头伊拉克买马，以确保阿蒙种马能得到最纯粹的阿拉伯骏马基因。
为了让阿拉伯骏马能与700多匹蒙古牝马尽情交配，句容场的马种选择、医疗、蹄铁、调教训练与喂饲，都由德国顾问直接指导，营造出最佳环境。场里甚至有观察牝马发情状况的“试情场”以及让马儿春宵一刻的“交尾场”。习惯了军营森严肃杀气氛的军人，恐怕很难想象军中竟有这般旖旎风情。
句容场的种马改良突飞猛进，在抗战爆发前夕，句容场的阿蒙种马已经育种到第二代“阿蒙二杂”。区区五年间能够育种两代种马，句容场真是一寸光阴也没有浪费。
山丹军马场
当种马场埋头苦干时，蒋介石也绞尽脑汁为大规模良马配种寻找机会。1935年，蒋介石在河西走廊建立一个小型的军牧场，即今日号称世界第一的山丹军马场。山丹场在设置之时，河西走廊刚经历“马仲英变乱”，人马均缺，难有发展。到了抗战爆发前一个月，蒋介石又打起青海马的主意。有“龙种”美誉的青海马堪称当时最优秀的马种，但青海是马步芳的地盘，蒋介石费尽力气，只建成了一个小型的贵德军牧场。
正因为蒋介石控制不了产马区，所以在1932至1937年之间，马种的全面改良迟迟无法开办。直到抗战爆发，中央势力才延展到内蒙古、新疆等传统产马区。在全面战争的年代，政府已经没有余力推动全面马种改良。
其实，军阀割据并不是马种改良失败的主因。马种改良是靠时间磨出来的，即使蒋介石能够如愿以偿在1932年取得产马区，他也没有办法弥补已经虚度的30年空白时光。早在清朝马政走向荒废的那一刻，30年后的对日抗战就注定成为徒步的悲情战争。而日本人把握住这30年，靠着改种后的马匹取得了抗日战场上机动力的绝对优势。
徒步的抗战
让我们回到篇首的博福斯山炮，去体会抗战年代骡马们的悲怆。
博福斯山炮在建军之初，就是以进口洋马机动的。《良友画报》的照片里，牵引博福斯的马是体高16掌左右的洋马。洋马价格奇贵，又有水土问题，不可能长久以洋马驮炮拖炮。而在洋马之外，炮兵的唯一选择是力大无穷的骡子了。
骡子的力量与持久力非常惊人，因此价格远高于马，但雄壮的山东大骡也无力承受博福斯山炮的千里转战。1932年，德国顾问提议把军骡的采购价增加到每头两百大洋，当时军队买骡的价格大约为八十大洋。一匹单价高达两百大洋的骡子，必然是市场上最名贵的品种，大约画进郎世宁的《百骏图》也不为过了。换言之，德国顾问认为若要依靠中国土产的骡马拖博福斯山炮，只有《百骏图》级别的名贵品种大骡才能胜任！
八年抗战中战场辽阔，作战时动辄是数百里的长程机动，这是对骡马能力的严酷考验。军中的骡马倒毙率很快就让人触目惊心。以炮兵为例，依照军政部1939年3月《炮兵部队所需马骡补充计划表》，当时全军的炮兵部队只要是在前线作战的，待补马数一般都在半数左右，意味着抗战刚打了一年半，马就倒了一半！
于是，博福斯山炮的机动很快就改用人力。1939年10月第三战区的一份战报显示，当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时，博福斯山炮的炮件已经改“驮”为“抬”，换用人力挑夫了。在抗战期间，从重机枪到山炮，原本应该用马匹驮运或挽曳的武器，大多改用人力运输。以人代马的“代马输卒”成为军中的正式编制，而抗战也就成为一场步履蹒跚的徒步战争。驮马挽马如此，骑兵的乘马亦然。
抗战年代骑兵对“东洋大洋马”的羡慕之情，简直就是30年前日俄战争时日军仰望哥萨克骑兵顿河马的翻版。抗战胜利时担任骑兵第9师参谋长的诸邦俊将军，是从见习官干起的老骑兵，曾在马背上与日本骑兵拼杀多年。战胜时，诸参谋长接收一批日军骑兵的战马，艳羡之情溢于纸间，质朴无华的感慨透露出当年马种差距：
“这批军马是日本属第一批和第二批改良种。第一批改良种，体形高大，比我国蒙古马高出三分之一，不适于矮小人的骑乘。第二批比我国蒙古马稍高一点，很适合我国和日本人的骑乘。而蒙古马就显得太小了，有待改良之必要。”
本文来源：中国马会
摘自：2015《凤凰周刊》总第562期
作者：霍安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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